辉煌的陕西历史文化如何诞生?
让我们给陕西的神奇历史下个定义，大概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达：
陕西是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
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其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陕西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有十多个王朝在陕西建都，其中包括盛极一时的周、秦、汉、唐等强大王朝；
陕西是中国古代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剧烈冲突并逐渐融合的主要中心；
陕西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中心，古都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曾是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
陕西究竟凭借什么样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诞生出灿烂而辉煌的历史？说起来，这些独特的条件决不仅仅是影响了陕西自己，而且是造就了古代中国的辉煌。影响所及，甚至延伸到古代亚洲历史、古代世界历史的广阔范畴。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因为陕西所具有的这些条件，并依靠这些条件多次成为震撼世界的帝国心脏，可能中国历史所走过的轨迹就会完全不同，历史的面貌也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因之，将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范围放大，实际就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诞生的基本条件。
第一，适中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中国，陕西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适中的，古人把陕西看作是最具控制力的天下中心。古代中国由于四周有高原、雪山、沙漠、大海的阻隔，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封闭的地理单元，它大体上同今天中国国境范围差不多。这个地理单元与外部交往不便，相对比较闭塞，但在它的内部却存在着各地之间彼此沟通的条件。在诸多强有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逐渐出现了统一大国的发展趋势。然而，既要走统一大国的路，那就要有一个绝对的中心来控制、来管理整个国家。“中国”也罢，“中华”也罢，首先就是一个“中”字，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这个“中”，中国哲学的基础是“中庸之道”，而整个中华文明从哲学基础到政治理念，都是先讲“中”后讲“华”，并以这个“中”为核心来指导一切行为与实践的；中国的文化是典型的“中心至上”，所以在中国出现一个能代表各方面的绝对中心是必然的。回顾历史，可以这样说，国家越大，对这个中心的要求就越高，而这个中心的重要性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与国外先有城市、后建首都的顺序不同，在中国往往是先选择合适的地理中心，然后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军事中心、政治中心，再后来才逐渐变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从历史实践看，西周时的丰镐二京、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城、隋大兴城（即之后的唐长安城）这些著名的都城，都是先确定位置，然后平地起城，在一个小村庄甚或一片废墟、一片农田的基础上建成超级大都会的。这种现象说奇怪也不怪，因为在中国一向是政治、军事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不是把某个城市是否繁华作为选择首都的首要条件。而在交通不发达、资讯传递比较困难的古代，地理上的适中当然就是首都选择的前提条件之一。陕西到中国四面八方疆土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很早就被视为中国的中心，是最为理想的建都之地。就像车轮是绕着车轴转一样，让中国的一切围绕着陕西这个中心来运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最合适的。后来的历史延续了古人最初的推想，陕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作为中国各方面的中心，圆满地演绎着“中央帝国”的政治理想与“中庸”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理念。
我们这样说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有。1994年在距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嵯峨乡发现一个人工建造的巨大圆坑，口径260米，底径也有170米，深度竟达40米。它不象一般建筑高出地面，反而要向下挖出一个大坑，为什么呢？专家研究后认定，这就是汉代用来祭祀天地中央的祠堂天齐祠遗址，齐即“脐”，换句话说，这里就是古人确定的中国肚脐眼，也就是中国的中心。今天，我们有机会对古人选择的“肚脐眼”合理与否、古人的中心认识究竟对不对作一番验证。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几大部门用现代科学办法测量中国的大地原点，也就是要找出中国大地的地质地理中心，然而，历时数载、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和科技手段所找到的大地原点，正好就位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距离古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会西安）不到二十公里，而距离古人心目中的大地原点，即这个天齐祠也只有二十公里，古都长安、天齐祠、中国大地原点，三者构成一个每边只有二十几公里的三角形，这个范围是很小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中心与现代中国的地质地理中心点几乎是完全是重合的！古代的道路里程都要以长安为起点起算，而今天在中国的各种测量、计量却都要以这个大地原点作为起始；同时，代表整个中国的“北京时间”无线电波，也是从设在陕西蒲城的省天文台长波发射台发射的，这样电波到达各地的时间会比较平均。出自同样考量、相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例如中国的国家卫星测控中心就设在陕西。现代与古代就这样出现了惊人的契合，这进一步肯定了陕西确实是中国的中心，而长安更是中心的中心，古人认识的正确性几乎达到完满的程度。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古人宏观认识与宏观把握的能力，我们再以这个天齐祠为起点作一番考察。从天齐祠拉一条直线正往南，正好从汉高祖刘邦的陵墓――长陵中央穿过，而再往南，又正对着世界名城汉长安城的中轴线。顺着这条中轴线继续往南，最后到达的就是秦岭脚下的子午峪口。我们知道，有一条在历史上很著名的道路连接关中与陕南，是关中与陕南之间最短的通道，因为大致呈南北方向，所以叫做子午道，它的北口就是这子午峪。天齐祠――汉长陵――长安城中轴线――子午峪，这一连串的点连接成中国古代人工勘定的最长建筑基线，总长度达74·24公里。如此超长的基线，其笔直的程度也让人咋舌，它的偏移误差经今天的科学验算，竟然只有万分之二十二！按照这条基线再延长，发现在陕南的西汉汉中郡，和位于今内蒙杭锦旗的朔方郡，以及其后的大夏都城统万城，都在同一条南北线上，而这条线更长达870公里。话说到这里，已经很显然了，古人不但确定了中国的中心点，而且从这个中心点开始，又拉出了一条笔直的超长基线，再沿着超长基线，经过缜密的测量与计算，在极大的地理范围内作整体的都城、帝陵、交通和州郡的规划布局！可以说，汉人的大局观与宏观意识真是出神入化、高深莫测。我们在惊异、感叹之余，应当知道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巧合，一种纯粹的偶然，而是古人凭直觉、凭经验，最终得到的感性之知与今天科学测量得出的理性之果，是能够完全吻合的。古人的这种高超的认知能力本身，也正是放眼全局、心怀天下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与精髓。
这里难度最大的是战略中心的确定。如果说，地理中心的测定凭一定测量手段就能得出的话，那战略中心的确定就需要知识、胸襟与气魄，需要过人的大局观。话说得远一点，中国古人有着惊人的宏观意识、全局观念，东汉末年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身居隆中草堂，就天下大势对刘备侃侃而谈，并对未来几十年中的形势演变、包括将会出现三国鼎立这样的大形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对这一段谈话的记录就是后来被人们推崇至极的《隆中对》，这样出众的大局感即使放在世界历史上去考察也是无人可比的。然而在中国，像诸葛亮这样胸有全局的智慧之士却远不止他一个人。遍观史籍，这种宏观意识正是由中国的中心文化所造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放眼天下、胸怀全局”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修身立命的一种原则，人生的一种信条，并进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心理或民族个性。出自这一心理和信条，那些仁人志士在观察形势时的视角总是全方位的，总是以大局为重的。古人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反复实践与不断探索，认定陕西在中国不仅是位置适中，到四方的距离差不多，而且还是特别重要的战略中心，战略中心与地理中心是合二而一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东部的广大区域是主要的经济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之所在，供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中国的西部幅员辽阔，则是关乎国家安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国防区。它们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接合部？如果有，这个接合部在哪里？答案是有的，它就在陕西，就在古都长安这一带；另外，中国的北方是草原文化区，是草原民族、游牧民族驰骋纵横的用武之地，而中国其余的地方主要是农业文化区，又是农业民族大展宏图的历史舞台，那么，它们的接合部又在哪里？答案仍然是陕西，又是陕西正好位于它们的接合部。陕西这种身为东西向结合部、南北向接合部的状况迄今未变，今天陕西的北部依旧是半农半牧区，再往北就进入蒙古高原也就是草原与沙漠地带；而陕西的中部关中，则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区之一，今天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就在关中腹地的杨凌。越过秦岭到陕南，同样也是农业区，但那里种植水稻和亚热带作物，与关中地区是大不相同的。这样，站在陕西的中心关中环首四顾，映入眼帘的就是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的几大区域相毗邻，这种状况在别的地方是很难看得到的。站在陕西的大地上，特别容易产生“心怀天下，放眼全局”的宏观意识，产生一种报效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这是古人的历史多次证明过的，同时也是陕西这地方不断诞生为国家、为民族而奋不顾身的仁人志士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扼守干线交通的枢纽地位。
陕西地处古代中国几大交通线的咽喉位置，或者说就是“米”字型交通网络的中心，其交通优势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这里说的交通，指的是大交通线，是指事关国家大局的交通大动脉而不是那些支路、小路，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是延宕万里、连接广大区域，对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通天大道；此外，这里说的还包括有一些特殊的道路，虽然不算“大路”，但却重要无比，就像作为陕西大后方的四川盆地，物产丰饶而交通不便，被诗人李白形象地称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春秋战国时的秦国，为了打通同四川的交通联系，在陕南与川北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上，建起了中国古代最大的栈道系统，凌空飞架，工程艰难，其总长度超过一千公里。栈道崎岖艰险，看上去惊心动魄，但它称得起是中国重要的交通命脉之一。
这些古代的道路不仅绵延在中国国内，而且又可以延伸到境外，成为国际交通大动脉，唐代宰相贾耽指出中国有七条对外交通大干线，每一条都是以长安为中心而形成的，所以就像古代欧洲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俗语一样，中国古代也有“条条大路通长安”的说法，古代长安与罗马的交通地位不相上下，它们都是世界著名的国际交通中心。
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古代各条大路与陕西的具体关系，只以其中的一条为例来作一说明，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生命线――东西交通干线。
在古代，限于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人们没有可能大规模地移山填谷、改变自然面貌去发展交通，“愚公移山”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由此，所谓交通建设主要就是指利用天然形成的地形孔道，稍加修整而建成道路，只是在必要的地方架桥铺路、弥补原有地形的不足。我们现在说的这条大干线东起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大平原，在黄河中游沿黄河谷道蜿蜒西行，在黄河大转弯处、也就是天险潼关一带进入陕西，接着穿越由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再往西渡过黄河到达甘肃武威后，由此而始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顾名思义，也是由天然地形所形成的天然大通道。离开河西走廊的终点敦煌，在著名的玉门关、阳关处分为两路，穿越沙漠戈壁，最后进入新疆，人们习惯上喜欢将这条大道称为“阳关大道”。对照今天的地图，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条横贯中国东西方向的交通干线，而真正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它竟然是唯一的！确实，受从蒙古高原开始、向南直到云贵高原的复杂地形阻隔，能横贯整个中国东西部的交通干线，迄今为止仍然仅此一条而没有第二条！今天，陇海铁路和它的延长线兰新铁路还是沿着这条线在延伸，把中国的东部与西部连接在一起。由于古代中国的东部是广大的经济区，而西部则是更为辽阔的国防区，这两大区域都关乎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前途命运，所以，古代中国主要以东西分野，地域要按“关东”、“关西”（这个“关”指的就是位于黄河大转弯处的函谷关或后来的潼关）来划分，而中国人就要按关东人、关西人来区别。与古代这种分野相反的是，今天在中国是以南北分野的，只有“南方”、“北方”和“南方人”、“北方人”的区分，而没有“东方人”、“西方人”的称呼。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建设，主要着眼点就是要将东部和西部连接得更紧密，一切大的工程项目都与此有关，这样，东西方向的交通就远比南北方向的交通重要得多。因为有这种东西向为主的交通格局，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古代，唯一连接东西部的这条交通大干线，确实就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的极端重要性，可以从又一让人感到惊异的事实表现出来：中国有六大古都，而其中的一半，即长安、洛阳、开封三大古都都位于这条线上！难怪，学者们又将这条线称为中国的政治轴线。这条线重要如此，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然而，陕西与这条交通干线的关系如何呢？前边说过，陕西位于东部经济区与西部国防区的交接地带，那么，陕西想要向东控制经济区，向西控制国防区，一切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掌握、控制这条重要性无以伦比的交通大动脉。说它是天赐其成也罢，说它是科学选择也罢，陕西特别是长安，在这条线上所处的正是一个至为关键的咽喉位置，通过占据这一位置实现对这条大动脉的总体控制，进而向东向西双向控制东部的经济区和西部的国防区，实际也就是取得了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权。占据特别有利交通位置的长安，牢牢卡住了关连整个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军事命脉，具有其它几大古都无法比拟的交通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断言，在古代中国的前半期，得这条东西交通线者得天下！西汉时大将赵充国驻守金城（在今青海湟中一带），他派使者向朝廷奏议，金城到首都长安所走的正是这条东西干线，来回三千五百里，仅七天就得到朝廷回报，而这还包括皇帝与大臣议事的时间在内，由此可见这条道路的通畅便捷情况。宋人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对这种超高速度大发感慨，叹息宋代没有这样的交通条件。我们知道，宋代与西汉的国防成效是有天壤之别的，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首都对国防前线信息不畅，因而缺乏控制力。两相对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条交通大动脉在国防方面的巨大作用。
然而，这条线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这条线进一步向西方延长，越过高高的帕米尔高原，与位于伊朗高原的亚洲干道连接起来，这就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世界性大通道――“丝绸之路”。我们知道是西汉时的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那么这一“开通”在地理上的含义是什么？可以说，张骞的壮举实际就是将帕米尔高原两边原有的两大干线连接在一起。中国的国内通道延伸为国际大通道，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由中国首都升格为国际大都会，这就是丝路开通的地理含义。他的这一壮举大大增加了这条线路的价值，具有新的、更重要的伟大历史意义，所以被称为“凿空”。
通过对陕西与这条交通线关系的分析，我们能够知道，陕西所享有的交通优势，不仅仅是一种地利、一种方便或一种偶然，实在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是绝无仅有。今天，陕西这种优势依然存在，国家规划中的“五纵七横”干线公路网，又是在陕西形成交叉，西安又一次成为国家“米”字形干线道路网的中心。历史与现实就这样在陕西汇合，把陕西所具有的交通优势清楚地凸显出来。
第三，陕西具有支撑一个大国各方面中心的经济实力，有着优越的农业条件。
在古代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发达的原始农业，并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同各地相比，陕西的原始农业出现的要更早一些，这原因在于陕西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黄河流域一向被称为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祥地，而在陕西广袤的黄土高原，在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更有着特别出众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约离现在七、八千年，这些地方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原始农业。研究表明，构成黄土高原的土壤就是所谓的“黄土”，它有一种奇异的自肥能力，不用施肥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肥效，并且只要有水就可以自行补充肥力。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起这位学者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原因是他在世界学术界最早提出一个著名而伟大的概念――“丝绸之路”！后来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李希霍芬的重要发现。正因为如此，黄土高原植被茂密，是最有条件发展成优良农业区的地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曾评定九州也就是当时全国的土质，陕西这地方属于雍州，雍州的黄壤土列为上上，即第一等；后来汉代时也曾有类似的评比，陕西关中的土质仍被评为上上，这在史籍中记载得很清楚。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土壤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比较疏松，非常易于开垦，这对只有简单的木、石、骨工具的先民来说，无疑也是天赐良土，是原始农业发展的最理想环境。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原始农业不可能首先在比较坚硬的土壤上发生，因为先民们简陋的工具很难对付那种土壤。由渭水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气候温润、雨量充沛，特别是在今天的西安附近，密集的河流一般都有比较充沛的水量，这就是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八水绕长安”。八水中除渭水外，汇入渭水的泾水也是比较大的河流，因为二水含泥沙量不同，所以在它们的交汇处水的颜色有明显的深浅不同，这就是成语“泾渭分明”的由来；灞水在长安以东，既是长安的一道安全屏障，也是长安的水源之一，直到唐朝时它的水量还是不小：大诗人王维住在灞水上游的蓝田辋川，早上乘小船沿灞水顺流而下，中午即可到相距百里之遥的长安。这些河流养育滋润了关中大地，也成为后来维持“帝王之都”长期存在的重要生命条件。中外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起源国，而很多农作物正是在陕西最早培育成功，然后才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推广的。总之，陕西所具有的宜农条件是上古时代无以伦比的，而这种条件又为先民们所发现、所认同。他们在这里扎下根来，劳作不缀、代代相传，与大自然顽强拼搏，终于发展出中国最早的定居农业，并因而形成集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始定居点。在新石器时期的后期，原始的村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渭水两岸村庄密布，根据今天考古钻探的发现情况来看，在关中地区共发现有新石器晚期的村落遗址35，000多处，有些地方的原始村落密度甚至比今天的村庄密度还大。名闻中外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就是一个距今六、七千年前并且存在了几百年的原始村庄遗址，村内可以容纳数百人生活，而农业是支撑这个村落长期存在的主要经济手段。这里无论气候、土质条件都十分优越，村前坡下又有浐河的水潺潺流过，难怪它会成为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原始农业定居点之一。在这一遗址曾出土已经炭化了的粟（小米）和白菜籽，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最早的同类农作物实物标本。今天，在它的遗址上建起的半坡博物馆，既有宽敞的遗址大厅，观众在里边可以体会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也有精心陈设的文物展厅，让观众能仔细观赏出土文物。这个博物馆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重要，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吸引大批的中外游人与学者前来参观。
到后来，关中地区的自然优势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这里很快成为全国主要的农业区。擅长农业的周人几经漂泊，终于在关中地区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周人先祖名叫“弃”，在关中西部一带教民稼穑，被后人尊称为“后稷”，“后稷” 的意思就是“谷神”、“谷王”，也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农业始祖。周人因为致力农业而日益强大起来，终于打败商人并取而代之，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西周王朝。总之，陕西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最佳条件，是中国最早开发出来的农业区之一。我们不难理解，如果陕西地区没有这样优越的经济条件，它怎能支撑一个个巨大首都累计1，200多年的长期存在、怎能支撑汉唐盛世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高度繁荣？古代学者如司马迁等早就指出，关中的土地和人口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三，但所拥有的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七，这都是对陕西地区经济基础的充分肯定。
除了农业之外，陕西还有着成规模的畜牧、矿产、木材等产业，譬如铜矿，这是青铜铸造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西周时在陕西地区生产的青铜器数量在全国绝对第一，如没有大规模的铜矿，这是完全做不到的，难怪古人要把物产丰富的陕西称为“天府之国”。“天府之国”？可能很多人会感到疑惑：这不是今天对四川省的成都平原的称呼吗？但古人确实是这样称呼陕西关中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陕西关中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富饶无比的“陆海”，这比最早称四川为天府之国的唐朝诗人陈子昂，要早差不多九百年。 （作者王世平，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处馆刊学术总监、研究员）
本文摘自:荣耀西安论坛(http://www.ixian.cn)